“九五”惨案我国遇难同胞为5000人之考证

        “九五”惨案我国遇难同胞为5000人之考证 

   刘书金

“九五”惨案我国遇难同胞为5000人，经考证，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直接、原始、权威证据：

证据一：192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就万县“九五”惨案发出《钟字第十九号》紧急通知。该文献记载：“炸死人民达五千左右”。

证据二：192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该文献记载：“为万县五千死难同胞复仇！”

证据三：官方权威消息-----国民政府代表朱德证言（朱德在万县直接全面组织领导了“九五”惨案反英爱国运动，其实亲历者，最熟悉全面情况）。1937年1月，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两位朋友来到古城延安，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即拜访了朱德总司令，谈话中，作家史沫特莱就“打定了写一本他（朱德）的传记的主意”。之后写成了著名的“具有高度价值的社会和历史文献作品”《伟大的道路  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此文献，“朱德自己提供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大部分材料（‘九五’惨案发生在19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同志做了必要的注释”，已先后在全世界用八个语种出版了译本，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文献就“九五”惨案记载：“两个钟头的炮轰一共打死五千名中国人”。

证据四：1926年9月，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就“九五”惨案报道：“万县民兵共死五千”。

二、人证、书证具备“三性”，证据充分

前述书证、人证具备直接、原始、权威“三性”。一是“直接性”，中共两份文献、英国机关报均直接来自1926年案发时，人证是1926年亲身在万县直接负责全面组织领导“九五”惨案反英爱国运动的国民政府代表朱德（时处国共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时期），具直接性；二是“原始性”，前述书证、人证系案发时原件，具文献性、原始性，而非后人所撰写；三是“权威性”，德高望重、贡献卓绝、国民政府代表、亲历者朱德证言，中共中央两个文献，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均具高度权威性。

三、书证、人证证据链形成

“九五”惨案被大屠杀方中方（国民政府代表、中共中央）三份证据均是遇难同胞5000人；实施大屠杀方英方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亦是5000人。这就是说被大屠杀方和大屠杀方即当事人中英双方就中方在“九五”惨案中死难5000人的认定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是无异议的。

综上，当事人双方人证、书证充分证明：中方在“九五”惨案中遇难同胞为5000人。其证据链形成，证据充分确实。

四、汇报市、区两级党委、政府会议审议同意，开馆之日起正式对外使用我国“遇难同胞5000人”数字

1996年8月30日下午，中共万县市委（地级）在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召开“九五”纪念馆建设和开馆专题会议。市、区两级党政四大班子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受市委书记陈光国委托，市委副书记李晓枫主持了会议，市委常委徐心怡、副市长蒋明足、龙宝区委书记易永模、区长方仁发等领导出席会议。“九五”惨案纪念馆馆长刘书金全面汇报了纪念馆建设和开馆筹备情况及问题。其中就“九五”惨案中我国遇难同胞人数问题，经会议审议，同意纪念馆汇报的前述使用“遇难同胞5000人”的理由和意见，自1996年9月5日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开馆之日起正式对外使用。

五、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在案发70周年才克难攻艰建成开馆，且“九五”惨案案发时代背景复杂特殊，距今时间久远，信息受限，致使现在除使用前述我国“遇难同胞5000人”外，尚有人、有单位、有书籍在用其它数字。在此，有如下几点意见与其商榷：

1、应坚持证据说话原则。在使用证据时应特别注重证据的直接性、原始性、权威性。比如：其证据是否来自1926年？是否是案发时原件？是否是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即是否具有权威性？

2、应坚持看证据链是否形成。要特别重视当事人双方的有关证据意见。比如：仅凭当事人一方之其中一部分人或地方某团体或非全面亲历者或“案尚未结”的之言词就来做证据，其可靠性是会大打折扣的。

3、应坚持辩证分析，看其是否符合常识，是否符合逻辑。比如：“九五”惨案，英军悍然动用重武器122榴弹“之大炮野战炮，硫磺弹”轰击万县城，其所造成的死伤比例，依常识、依逻辑应当那个大？那个小?其和轻武器枪击所造成的死伤比例大小是否有别？是需要一定知识和智商及劳动的。

4、应清晰死难人数之统计范围对象、起止时间等。比如：“九五”惨案中方遇难同胞统计口径，即范围对象应当是所有中国人，具体讲，应当包括：一是万县市城区本地常住人口；二是除此之外所有外来人口；三是杨森部队所有人员。现在有人对范围对象只提及万县市城区本地常住人口，这恐怕是偏颇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