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金
“九五”惨案我国遇难同胞为5000人，经考证，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直接、原始、权威证据：
证据一：192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就万县“九五”惨案发出《钟字第十九号》紧急通知。该文献记载：“炸死人民达五千左右”。
证据二：192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该文献记载：“为万县五千死难同胞复仇！”
证据三：官方权威消息-----国民政府代表朱德证言（朱德在万县直接全面组织领导了“九五”惨案反英爱国运动，其实亲历者，最熟悉全面情况）。1937年1月，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两位朋友来到古城延安，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即拜访了朱德总司令，谈话中，作家史沫特莱就“打定了写一本他（朱德）的传记的主意”。之后写成了著名的“具有高度价值的社会和历史文献作品”《伟大的道路 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此文献，“朱德自己提供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大部分材料（‘九五’惨案发生在192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同志做了必要的注释”，已先后在全世界用八个语种出版了译本，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文献就“九五”惨案记载：“两个钟头的炮轰一共打死五千名中国人”。
证据四：1926年9月，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就“九五”惨案报道：“万县民兵共死五千”。
二、人证、书证具备“三性”，证据充分
前述书证、人证具备直接、原始、权威“三性”。一是“直接性”，中共两份文献、英国机关报均直接来自1926年案发时，人证是1926年亲身在万县直接负责全面组织领导“九五”惨案反英爱国运动的国民政府代表朱德（时处国共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时期），具直接性；二是“原始性”，前述书证、人证系案发时原件，具文献性、原始性，而非后人所撰写；三是“权威性”，德高望重、贡献卓绝、国民政府代表、亲历者朱德证言，中共中央两个文献，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均具高度权威性。
三、书证、人证证据链形成
“九五”惨案被大屠杀方中方（国民政府代表、中共中央）三份证据均是遇难同胞5000人；实施大屠杀方英方英国机关报《字林西报》亦是5000人。这就是说被大屠杀方和大屠杀方即当事人中英双方就中方在“九五”惨案中死难5000人的认定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是无异议的。
综上，当事人双方人证、书证充分证明：中方在“九五”惨案中遇难同胞为5000人。其证据链形成，证据充分确实。
四、汇报市、区两级党委、政府会议审议同意，开馆之日起正式对外使用我国“遇难同胞5000人”数字
五、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万县“九五”惨案纪念馆在案发70周年才克难攻艰建成开馆，且“九五”惨案案发时代背景复杂特殊，距今时间久远，信息受限，致使现在除使用前述我国“遇难同胞5000人”外，尚有人、有单位、有书籍在用其它数字。在此，有如下几点意见与其商榷：
1、应坚持证据说话原则。在使用证据时应特别注重证据的直接性、原始性、权威性。比如：其证据是否来自1926年？是否是案发时原件？是否是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即是否具有权威性？
2、应坚持看证据链是否形成。要特别重视当事人双方的有关证据意见。比如：仅凭当事人一方之其中一部分人或地方某团体或非全面亲历者或“案尚未结”的之言词就来做证据，其可靠性是会大打折扣的。
3、应坚持辩证分析，看其是否符合常识，是否符合逻辑。比如：“九五”惨案，英军悍然动用重武器122榴弹“之大炮野战炮，硫磺弹”轰击万县城，其所造成的死伤比例，依常识、依逻辑应当那个大？那个小?其和轻武器枪击所造成的死伤比例大小是否有别？是需要一定知识和智商及劳动的。
4、应清晰死难人数之统计范围对象、起止时间等。比如：“九五”惨案中方遇难同胞统计口径，即范围对象应当是所有中国人，具体讲，应当包括：一是万县市城区本地常住人口；二是除此之外所有外来人口；三是杨森部队所有人员。现在有人对范围对象只提及万县市城区本地常住人口，这恐怕是偏颇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
